出草！《賽德克．巴萊》的沈思 / 文：高有智

《賽德克．巴萊》電影引發各界熱烈討論，對我而言，《賽德克．巴萊》是凸顯賽德克族如何追尋祖訓gaya，追求「真正的人」。若將此片拿來歌頌「英雄主義」，太過標榜個人功過；若以抗日義舉觀之，高舉民族主義，也太過政治化解讀。賽德克族人的抗暴，雖是普世價值，但《賽德克．巴萊》的故事，還有更深層的文化意涵。　霧社事件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也牽涉部落原住民之間的不同觀點，過去台灣主流社會對於霧社事件的來龍去脈，依舊陷於重重歷史迷霧，連基本的瞭解與認知仍屬不足，除了學界陸續挖掘相關歷史真相，仍有太多疑點有待釐清。
　漢人導演魏德聖籌募巨資拍片，挑選如此具有挑戰性的題材，豪情和決心值得肯定，也成為國片復甦的指標意義，同時，激起台灣內部重新省思霧社事件，瞭解原住民的思維與文化的多元性。或許最終難免又要沾惹「消費原住民」的大帽子，但不能因為電影會大賣，就得落入消費與否的爭議。　《賽德克．巴萊》是魏德聖的電影大夢，對於台灣社會，不也是重新瞭解霧社事件和原住民百年血淚的契機？ 　如果以此角度觀之，電影不過是提出一種說法，不是唯一的答案；電影是商品，也是作品，帶給當代台灣社會更重要的意義，是藉此關照當前原住民的生存處境與公共議題，尤其是亟待處理的自治和土地議題。
　有些影評抨擊，整齣電影殺戮鏡頭過多，太過血腥。或許「出草」的文化意涵不容易講清楚，說明白，善於說故事的魏德聖，運用了大量的戰爭場面與聲光效果，卻只有透過配樂歌詞和些許人物對話，傳遞「出草」意涵，確實難以勾勒「出草」背後的深層價值觀念，不容易讓觀眾脫解對「出草」的刻板印象，自然會有坐立難安的感受，尤其以當代的社會價值重新去認知過去的賽德克族的生活模式，勢必會造成諸多理解的衝突與隔閡。

　其實，賽德克族的「出草」有其祭儀意義，依循千年的古訓和順應自然運作之道，不是復仇或殺戮。根據學者研究，「出草」一詞最早曾用於平埔族的狩獵行為，《臺海采風圖》中記載：「臺地未入版圖之前，番為以涉獵為生，名曰『出草』。」清代後期才逐漸演變為「獵首」。　「出草」(magaga)有禁忌，包括出草隊員和家族，在出草前，家中爐火不能熄滅，不借他人火種、禁觸麻及從事麻之紡織等，出發前，也得透過鳥占決定是否行動。「出草」在原始觀念中即代表祖靈遺訓或最高道德規範，而非毫無目的的殺戮，當部落中發生爭執或恩怨時，往往就以出草解決，就是期待交付給祖靈化解，讓一切都回歸自然律，就此化消所有難解爭端。　一旦發起出草行動，就是部落的集體行為，也是需要祖靈庇護與指引的行動，鳥占因此顯得重要。有些說法也提到，「出草行動」對敵人無寬涉，也無憐憫，對敵人不問犯罪者之責任，婦孺老幼皆可殺害。　「出草」是展現特有的宇宙觀和生命觀，背後有賽德克族的超自然信仰概念。生命起落本有自然秩序，這是原始部落順應自然平衡的觀念，讓人間難解的恩怨情仇在血祭中化解，這也是泛泰雅族（泰雅族、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男人成為「真正的人」必經過程，如同女人必須學會編織，最後才有機會跨越彩虹橋，進入祖靈懷抱。

　賽德克族的文史工作者巴萬．韃那哈（沈明仁）曾經深入研究「出草文化」，他就指出，「出草」是平衡自然力的一種表現，亦是對族人內部文化衝突、族親不睦等，解決問題的溝通方式，只要人頭落地，嚴肅的血祭儀式即展開，祖靈回歸平靜，部落社會組織的秩序才得以再次重整。　所以，就算生前為敵人，勢不兩立，在祖靈見證下，經過鮮血救贖後化解恩怨，死後反而成為彼此朋友，共同守護部落的靈力。出草的部落也要用酒肉祭祀敵首，進行「敵首祭」，這是對生命的另一種尊重方式，也是恩怨情仇的和解方式，找到部落紛爭的平衡點，避免落入仇恨屠殺的循環。　在出草過後，賽德克族戰士凱旋時哼唱著：「生前你是我的敵人，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來喝酒吧！」賽德克族人對於自然與生命原本就看做一體，只是角色立場不同，呈現不同的面貌，亦敵亦友。戰場無情，捲起千堆雪，如今一切笑付風中。　當《賽德克．巴萊》劇中，賽德克族人出草說：「我不是在殺人，我是在血祭祖靈。」或者是另一個鏡頭，賽德克的學童要拿刀殺害日本婦孺時，他口中所吐露：「可憐的日本人，和我們一起到祖靈的身邊，去當永遠的好朋友吧！」如今觀之，或許難以理解，但背後都有深刻宗教和文化的含意，並非簡約以殘忍或野蠻暴行得以論之。 「出草文化」是泛泰雅族的千年生活方式，也是為了適應在山林中的原始生存競爭方式，鞏固血祭集團的獵場不為他人所侵犯，土地、財產、族人不受異族蹂躪，當然，最後也就造成了部落間的世仇。　面對外來強大的殖民者，面對大時代變遷的挑戰，儘管是馬赫坡社的大頭目莫那魯道，氣勢凌人，不可一世，最後所能選擇的，畢竟有限。當形勢比人強時，在政治上，只有牽涉合作或抵抗，抵抗不了，就只好合作，甚至是受迫。他曾經順服，選擇和日本人合作去攻打其他族群，如薩拉茅事件等；他也曾抗暴，參與霧社事件，直到戰死。這是混亂時代下的小人物處境與悲哀。因為能選的有限，最後只能順著祖先古訓gaya奔走。　

　部落相殘的世代仇恨，自古由來已久，這也是人類的生存之道，背後自有一套倫理和宗教觀念，遠超過政治上的策略與選擇。日方的政治操作與統治策略加深與挑起當地部落間的仇隙，但對部落族人，他們只想追尋「真正的人」，遠勝於外界或後代強加的英雄色彩，因為這才是祖靈所悅納。　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這個問題似乎不再那樣重要，只是滿足人們虛無心理的投射，藉此寄託難以行動或改變現況的挫折感。回顧霧社事件，我想，重點並非僅止於討論誰是英雄？更有意義的是，誰才是「賽德克．巴萊」？當代原住民追尋祖訓和文化，並非緬懷昔日的英勇時光，陷入激情反射的膚淺，或者是永無止盡的悲情與憤慨之中，而是找到自我認同的主體，尋找可行的重建部落與文化之路。

轉貼自
http://blog.chinatimes.com/uidy/archive/2011/09/13/9347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