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會對「異端」的鎮壓

2.1阿爾比派（卡塔爾派）（Cathar）
這一派信徒譴責世俗，自稱是純潔的。本是巴爾干半島上的一個教派，他們反對神職人員稱為「完人」，反對神職人員擁有財產，與當時羅馬教會的神職人員的行為有強列衝突，但深得反對腐敗的基層人民支持。 1179 年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宣佈阿爾比派為異端，動員西歐各國對異端的暴力鎮壓。阿爾比派在法國南部圖盧玆郡受到貴族的同情，反對羅馬教庭。 1208 年，教皇特使在圖盧玆伯爵府中被殺，引發教皇討伐阿爾比派，並宣佈凡參加討伐異端的十字軍都不受國家法律約束，他們過去及將來所犯的罪都得到教會赦免，所欠的債不用付息。法國北部貴族垂涎南部的財富，紛紛加入。於 1213 年，阿爾比派遭到決定性的戰敗，十字軍大肆屠殺劫掠法國南部。在他們攻入比塞埃城時，感到無法區別誰是異端份子，隨軍的教皇特使便指示說：「只管把他們統統殺光，讓上帝去分辨誰是他的子民。」這次暴力鎮壓經歷 20 年（1209-1229），許多富庶的城市化為廢墟，田園荒廢，經濟破壞，阿爾比派及法國南部的貴族勢力都被摧毀。

2.2韋爾多派
韋爾多（Pierre Valdes）本是里昂商人，效法基督過清貧生活，變賣家產，周濟窮人。不久，贏得一班支持者，形成韋爾多派。他們只是主張赤貧，人人有權傳教，反對教會神職人員腐化，散播於法國南部及意大利北部，教皇亞歷山大三世為籠絡他們，曾准許他們活動。 1179 年，遭到教皇的譴責、並禁止他們自由傳教。 1184 年，在伐羅那宗教會議上，教皇盧修斯三世（Lucius Ⅲ）宣佈罰絕韋爾多派，並迫使韋爾多派與羅馬教會決裂，韋爾多派轉為地下活動。其後韋爾多派發生意見分歧而分成兩派，而教皇英諾森三世於 1208 年進一步分化韋爾多派，組織「公教窮人團」進行韋爾多派式的活動，使一些溫和的韋爾多派歸附羅馬。最後於 16 世記匯入宗教改革活動，成為新教徒。

2.3宗教裁判所
1220 年，教皇洪諾留三世認為地方主教鎮壓異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屬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一般設在修道院內，審訊秘密進行。宗教裁判所所制訂的審訊條例：有兩人作証，控告便能成立。証人如果撤回証詞，就按異端同謀犯處理，被告如不認罪，可用刑。被告不僅自己認罪，還須檢舉同案犯和異端嫌疑犯。為異端辯護者應受罰絕。被告認罪之後，如果翻案，按異端處理。被判為異端者，沒收其全部財產。宗教裁判所前後共經歷約 500 年， 15 世紀以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為殘暴，僅 1483 年至 1820 年，判處的異端份子達 38 萬多人，被火刑處死的達 10 萬餘人。而僅僅在 1480-1488年 間，被火刑處死的達 8800 人，受懲處者有 96494 人。

3.參與非洲奴隸貿易

羅馬天主教會在各地傳播主要是通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傳教士進行。探險家船隊為傳教士提供必需物品及保護，而教會卻提供特權給予協助傳教的國家。早在 1452 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授權葡萄牙國王阿方索征服和統治異教徒。並且宣稱異教徒是神「賞給信徒的產業」。 1454 年教皇批准葡萄牙壟斷非洲的奴隸貿易。 1458 年天主教傳入岡比亞， 1491 年天主教傳入剛果，葡萄牙人 16 世紀在西非海岸實行殖民統治和傳教，使剛果成為葡萄牙的附庸和奴隸販子的據點。傳教士為擄掠來的黑奴施洗，然後一批批地押上船，他們便可獲取洗禮費。

4.傳教活動殘殺異教徒

傳教活動在拉丁美洲是以野蠻屠殺式進行，而主要是西班牙政府及傳教士參與。 1526 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下令，每支船隊必須攜帶傳教士同行，否則不准離港。根據傳教士拉斯‧卡薩斯（Bartolome Las de Casas）記載，西班牙征服者每征服一個地方便宣佈一道命令，用最殘酷的死刑和武力脅迫當地土著皈依基督教，並接受西班牙國王的統治，拒不服從者，立刻被屠殺。安的列斯島原有三百萬 印第安人， 1514 年減至 14000 人，最後只剩下 200 人。 1536 年西班牙人抵達新格拉那達，傳教士更欺騙當地居民說，西班牙人是「公正的太陽之子」，將向他們宣傳道理。於是居民同意在太陽神廟內樹起十字架。由於印第安人入教是被迫的，他們依然秘密崇拜自己的圖騰及神像，為了更有效地控制當地居民， 1602 年耶穌會會長提出建立印第安人宗教歸化區，把逃往森林深處的印第安人進行思想改造。從 1610 年起，耶穌會在巴拉圭建立這種分開殖民征服者及當地居民的村莊，有十五萬印第安人分別住在卅個歸化區內，由傳教士負責管理。印第安人只能聽從傳教士命令及從事沉重的種植及採礦活動，事實上，他們只是傳教士的奴隸。 1519 年，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阿玆特克人的家鄉墨西哥。他們欺騙阿玆特克國王說：「西班牙人的到來完全是為了傳播基督教的光明。」不久便囚禁了國王，並假借他的名進行統治，殘酷地屠殺反抗的墨西哥人。 1524 年教皇和西班牙國王聯合派出十幾名傳教士到墨西哥傳教，他們為酋長之子及印第安人洗禮。根據方濟各會報告： 1536 年受洗者有 500 萬，到 1540 年受洗者巳超過 900 萬。 17 世紀，西班牙和法國（天主教）及英國和荷蘭（基督教）爭先恐後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當然，對土著居民實行種族滅絕政策，把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斥之為迷信這些統治方式並沒有改變。

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一）


編者按：北京警方上個月中旬突然闖進劉曉波先生家中搜查，並將他拘留審問，一天後釋放，但抄走他的電腦、通訊錄和文字軟盤，至今未退還，劉曉波現在家中無法寫作、上網。所幸以往他曾發給本刊一些存稿，以備急需，此文即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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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四世紀，古羅馬誕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護下，基督教由屢受迫害的異教變成了正統國教。當徒手的耶穌戰勝了持劍的愷撒之後，基督教逐漸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準。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凶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唯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衝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慾，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布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幸存下來的唯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Ｐ８３）

　　正是憑借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佈道安慰、儀式之莊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


二、改變社會結構的基督教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的發展具有三大功能。

　　１，教會成為凝聚社會大家庭的組織紐帶和自治權威，也成為秩序與和平之源。不僅是羅馬教廷提供了西方屬靈世界的統一權威，而且各地方教會也成為社區自治的組織核心。這種以教會為組織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對結束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來說，具有著遠比世俗政府更強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戲稱：「梵蒂岡的世界性權威就是宗教領域的『聯合國總部』。」但與現在的聯合國相比，梵蒂岡的統一權威具有悠久的傳統，而聯合國的權威僅僅是二戰後的產物，所以，梵蒂岡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的權威之有效，遠非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各成員國的權威所能比擬。梵蒂岡訓令對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強大的約束力，而聯合國決議卻難以真正約束各主權國家的行為。

　　２，基督教信仰，逐漸凝聚起整個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識，從而形成了相對於世俗權力及其利益的超驗良知，隨著教會的普及和日漸擴張，這種獨立於世俗王權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識，逐漸變成了高度組織化的宗教權威，在世俗政權本身無法形成對最高權力的內部制度化制約的情況下，基督教作為社會性的精神權威，發揮著從外部制約世俗王權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整體結構，即在世俗政府的權威之外，造就了另一個獨立的屬靈權威，構成了兩種權威、兩套法律、兩種責任的並存。神權的確立及其教會財產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變成一神教的同時，也使古希臘遺留下來的一元社會隨之退出歷史舞台，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逐漸由一元變成二元，神權與王權、教會與政府、僧侶與俗人、宗教法與世俗法……的並存，構成了古羅馬社會結構的二元化：一是僧俗並存並日趨走向政教分離，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並存。正是在兩種不相上下的社會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對抗中，西方社會才能逐漸形成兩種統治力量相互制約的權威均衡，為西方制度向自由憲政的演變提供了成熟的社會條件。

　　３，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驗基礎。在基督教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之後，不僅教會法在技術上為世俗法提供了可資效仿的對象，而且對來自超驗正義的教會法為法治秩序的超驗基礎，於是，西方人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穩定的普遍的規則，首先，法律來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惡法，《摩西五經》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僅僅來自愷撒，就很容易變成主要服務於統治者意志的惡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尊重、被自願服從，整個社會才能具有以遵紀守法為榮的公共意願。否則的話，法律要麼變成「惡法」，只服務於統治者的意志；要麼形同虛設、被法律之外的潛規則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從人文精神的特質和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質的偉大貢獻。

　　１，基督教的教義及其神學思想，對西方的人文學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教義提供普世道義，拉丁文提供統一文字，自耶穌殉難以來的西方，沒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產品，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神學、哲學、文學，還是繪畫、音樂、建築，只要是人文和藝術的創造，無一不打上鮮明的基督教印跡。不要說神權時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現代西方，基督精神也為人文創造提供深層的滋養，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非理性主義運動之中誕生的文化巨人們，盡管以復興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來對抗神權主宰的中世紀，但是從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傑的繪畫，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貝多芬等人的交響曲，從康德的絕對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們都能看到基督受難的形象和聽到天國的鐘聲。可以說，基督教已經滲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別是那種指向絕對價值的超越精神，已經成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標誌。

　　２，基督教教會和神職人員在保存古代文化遺產方面貢獻卓著，不僅是與基督教傳承直接相關的古典遺產，還有大量異教和異端的文獻資料。經院神學家對古典哲學做出的獨特性解釋，對古典精神的傳承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教會開辦的神學院為西方高等教育體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現代的大學及其研究制度的母體。教會、修道院和神學院訓練出大量的教師、學者、法官、外交官和內閣大臣。教會的慈善事業也包括資助藝術創作，西方的音樂、繪畫和建築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沒有教會所提供的精神資源和物質支持，也是難以想像的。

　　近、現代以來，借助於強大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經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展，而且一直持續到當代世界。基督教及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先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利堅新帝國，並由武力的征服和佔領的殖民擴張演變為資本的擴張和福音的擴張（道義擴張），基督教為西方文明的擴張意識注入了「傳播上帝福音」的道義動力，其世俗化進程表現為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資本」為了利潤而進行的無遠弗界的擴張中，虔誠而富於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也不惜歷盡千難萬險地傳播福音，甚至於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

　　進入２０世紀之後，人類歷史富於戲劇性的發展證明：自發形成於特定地區的基督教、市場經濟和自由憲政，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擴張性，就在於它們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與人性的內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確立人的尊嚴、鼓勵自由競爭、確保和平秩序和激發人的首創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漸顯露出其普世性品質，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變成難以抗拒的歷史大勢，順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對西方的偉大貢獻並不能掩飾其製造的災難。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長歷史上，教會犯下的最大罪惡便是迫害異教和異端。這樣的迫害史，從公元４世紀初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後期。


四、初為國教時期的迫害異端

　　非常諷刺的是，基督教由異教變成正統之後，也變成了製造並迫害其他異端的信仰獨裁者。從此，作為國教的基督教忘記了自己作為異教徒被迫害的傷疤，開始了在權力的支撐下的漫長的迫害異教徒的過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就開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內部的異端。他就針對異教頒布嚴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異教的集會並焚毀其會堂。四世紀的最後２０年，狂熱的基督徒在羅馬各城市裡不斷地製造騷亂，摧毀異教的古老神廟，清除所有偶像和異教徒，禁止異教的祭祀和儀式。異教派別主要源自古希臘的精神遺產，如，新柏拉圖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Ｍｉｔｈｒａｉｓｍ），其中尤以新柏拉圖派和斯多葛派的影響最大，並通過聖‧奧古斯丁的神學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二）


　　雖然，在基督教的擴張中，由於戰功赫赫並喜歡希臘哲學的朱利安皇帝（Ｊｕｌｉａｎｕｓ公元３３２─３６３）信奉異教，導致了基督教正統地位的暫時動搖，但這位皇帝被一個基督徒刺死之後，無數基督徒公開慶祝這位異教皇帝死去，基督教也隨之再次控制了政府，大規模的迫害異教運動再次展開。４世紀末期，羅馬城中還矗立著７００多座異教廟宇，但是，從公元３８０年開始，在信奉「尼西亞信條」的正統派格雷先皇帝（Ｇｒａｔｉａｎ）的大迫害下，異教遭到了嚴重摧毀，驅趕異教的神職人員、拆毀異教的廟宇和僧院並沒收其土地。最過分的是，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奧古斯都（屋大維）建立在元老院中的勝利女神像，也作為異教象徵物而被拆除。要知道，這座雕像建於公元前２９年，至此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曾經有十二代元老在此像前宣誓效忠帝國及其皇帝。

　　公元３９３年，意大利的異教徒們冒險發動革命，這也是他們反抗宗教迫害的最後一次努力，但以失敗告終。３９４年，東羅馬帝國的皇帝西奧多西一世（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ａｎＩ）率軍進入羅馬城，強迫元老院下令廢止所有異教信仰。及至５世紀中葉，羅馬城市中的異教徒已經所剩無幾，但基督徒卻越來越多，遍及整個帝國。

　　同時，基督教從被立為羅馬國教之日起，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爭就從未停止過，正統對異端的迫害也從未中止過。

　　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公會議上確立了「三位一體」的正統之後，也開始對基督教內的異端進行迫害，他下令：凡是不符合正統教條的主張全是異端，異端的書籍一經發現必須焚毀，私藏者將被處死。而且，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爭，還演變為血腥的暴亂。從３２５年的尼西亞公會議開始，正統的三位一體教義與不承認三位一體的阿萊亞斯派（Ａｒｉｕｓ）之間的爭論一直持續。君士坦丁死後，在亞歷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等城市，兩派之間的暴力衝突持續了長達一年時間（公元３４２─３４３），雙方共有３０００多基督徒喪生。

　　之後，基督教教會的最為重要、也最為繁瑣的任務之一，便是盡力阻止異端邪說的繁衍，迫害異端也就成為貫穿於正統基督教史的組成部分。羅馬教廷決不會容忍對正統教義的任何挑戰，極端敵視基信仰上的個人主義的宗教自由。在教廷眼中，異端教派的罪惡是雙重的：既分裂教會的同一性，也有分裂國家的潛在危險。特別是在政教合一的統治時期，由國家支持的正統教派就特別反對由民族主義支持的異端教派。確實，在很多情況下，異端思想來自某一試圖脫離帝國統治的「叛亂地區」，異端思想是叛亂者們的道義旗幟。比如，否定基督的人神二性的「基督一性說教派」（Ｍ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ｔｅｓ），就極力鼓動敘利亞和埃及脫離君士坦丁堡；「道納杜斯派」（由迦太基主教道納杜斯創立）鼓動非洲脫離羅馬；在羅馬受到壓制的阿萊亞斯派卻在蠻族中贏得了眾多信徒。

　　公元４—５世紀，由於蠻族入侵，異端教派也紛紛出現，決不下於幾十派，舉其大者就有：阿萊亞斯派、猶諾米烏斯派（Ｅｕｎｏｍｉａｎｓ）、馬其頓派（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ｎｓ）、薩伯流派（Ｓａｂｅｌｌｉａｎｓ）、諾瓦千派（Ｎｏｖａｔｉａｎｓ）、普里西連派（Ｐｒｉｓｃｉｌｌｉａｓｔｓ）、還有最著名的摩尼教（Ｍａｎｉｃｈｅｉｓｍ）。各教派反對正統教派的鬥爭，其深層動力是爭取地方教會獨立於羅馬教會的自治權力。所以，所有這些教派都遭遇過數位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特別是對摩尼教的鎮壓最為凶狠。公元３８５年，一位西班牙主教被指控為摩尼教徒，並與數位同伴一起被燒死。對其他異端派別，他們的領袖大都被逐出教堂，信徒被沒收財產。然而，由於西羅馬帝國的日漸衰落，羅馬教會也無力控制各地的、特別是東方的教會，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也使基督教陷於了事實上的分裂狀態。受迫害的異端派對正統派的怨恨之深，甚至達到了有你無我的程度，以至於，當阿拉伯人在公元７世紀征服埃及和近東之時，這些地區的一半以上的人將入侵者視為解放者，期望阿拉伯人讓他們在宗教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得以擺脫拜占庭的殘酷統治。

　　基督教的正統地位，開始改變西方人的時空觀念，時間和空間同時被基督教化了。在時間上，主耶穌一生中的核心事件──聖誕節、復活節和星期日（主日） ──成為記年的標誌。比如，長期以來關於基督誕生日的爭論，在公元３５４年也有了最終的結論，包括羅馬教會在內的西方教會，一致把基督誕辰確定為１２月２５日，也就是現在通行於全世界的「聖誕節」。

　　在空間上，以紀念基督教的殉道者為核心的建築矗立起來，指向天國的高聳尖頂與世俗的皇宮和民宅的低矮形成鮮明的對比。以殉道者的名字命名的大教堂逐漸佔據了西方各大城市的中心，遍佈城鄉各地的教堂也自然成為社區生活的中心。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拜占庭（「新羅馬」）就是基督之城的最好象徵。建都二百年後，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有、最美麗和最文明的城市，享譽基督教世界千年之久。在公元５世紀時，這座基督之城就以金壁輝煌的皇宮和華麗巍峨的教堂而著稱於世，據記載，已經有了５處皇宮、６處宮女宮殿，３處貴族宮，４３８８座大廈，３２２條街道，５２個柱廊，１０００多家店舖，１００多處游樂場所、豪華澡堂和壯觀的廣場……有人將之稱為世界古典藝術的博物館。最著名的當數君士坦丁會堂、聖索非亞大教堂、三面臨海的皇宮和奧古斯塔廣場。

　　在時間和空間的基督教化的背後，是西方的社會秩序的基督教化。這一過程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君士坦丁時代到公元６世紀末，大致經歷了近３００年時間。這是作為國教的基督教向所有異教宣戰的時代，也是皇權對基督教具有支配權的時期。在清除異教影響的過程中，核心的問題是身份甄別：「什麼樣的人才算基督徒？」聖‧奧古斯丁等教父的神學，不僅對此做了系統的回答，而且對各異端派進行了系統的駁斥。公元５３３年公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也把信奉「三位一體」作為基督教正統，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羅馬教會的領導地位：所有基督教團體皆要服從羅馬教會的權威，為各大都會的各主教、各修道院院長以及其他神職人員都要服從教皇，為神職人權的行為立下規矩，禁止神職人員賭博、看戲和看競技等。當然，異端派也必然成為該法典的禁止對象：首先是財產上的懲罰，比如，道納杜斯派、一性論者和其他反國教派別，統統沒收其財產，判處其無買賣能力，沒有繼承權和遺贈權，更無資格向正統基督徒借債。其次是參與公共事務的限制，異端派不得集會，不准擔任公職。最後是肉體滅絕，特別是對摩尼教徒和再次信奉異端者，統統處死。由於正統基督教對各異端的迫害，必須借助於皇權的支持，所以，教會也就自然聽命於皇權。《查士丁尼法典》規定了皇帝對教會的統治權。就這樣，基督教正統教父們的神學與基督教皇帝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相結合，奠定了以基督教為道義正當性的法治秩序。

　　第二階段開始於６世紀末的「大格利高里時代」（Ｇｒｅｇｏｒ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在位５９０─６０４），結束於１１世紀，經歷了大約４００年的時間。這是拜占庭東方被伊斯蘭化的時代，也是西方逐漸皈依基督教的時代，即已經普及之後的基督教建立自身的標準和秩序的時期，核心問題是如何提升基督教的地位和品質：「具有怎樣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舉止才算一個好基督徒？」這是一個秩序建立和完善的階段。在此階段，殉道先知的行跡和著名教父的教誨不再具有主宰作用，教會制度和主教布道成為建立秩序的主角，他們制定了一套基督徒應該遵守的道德準則，也制定了辨別何為「異教徒」的標準，有權威裁定基督徒生活中的是非善惡、高尚和低俗，逐漸形成了有別於世俗國家秩序的屬靈王國秩序。這種秩序，其內在權威是靠羅馬教廷及其頒佈的一系列通諭建立起來的，進而形成了教會法和宗教法庭；其外在權威是靠對異端的文攻武嚇及其迫害建立起來的，所以才有中世紀的幾次十字軍東征和大規模迫害異端運動。


五、迫害異端的制度化時期

　　如果說，１０９６年，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對外地的討伐異教，那麼，１２１５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就是對內的鎮壓異端。

　　那是一個充滿戰亂、經濟變革和社會動蕩的時代，隨著戰爭和商業而來的東西方交流的不斷擴展和加深，各類不同於正統基督教的思想觀念也蜂擁而至，從而導致了各種異端的興起。而當時佔據正統地位和達到權力頂峰的羅馬教廷，既是戰爭狂又是吸血鬼，既壟斷教權又壟斷財富，既炫耀主教的權杖又揮霍腐敗。這個企圖獨霸人類精神世界權力的教會，已經由單純的信仰團體變成了利益集團。在經濟上，一方面是日益加重的苛捐雜稅，對各地教會和普通信徒進行敲骨吸髓的詐取，另一方面是買賣神職、出賣贖罪券、聚斂和揮霍財富的腐敗，羅馬城裡的主教在拉特蘭宮（Ｌａｔｅｒａｎ）的生活，其排場堪比皇帝及其王公大臣們。所謂「教皇的稅吏甚至比國王的軍隊更恐怖」的民間諺語，正是底層對教廷的強烈不滿的表達。

　　於是，上帝的代理人已經變成雙重的獨裁者：精神的壓迫者和財富的掠奪者，異端思想也就成為底層反權貴反教權的有利工具。所以，最令教廷恐懼的反對力量，不是來自其他異教，而是來自基督教內部的異端，教廷根本不可能對各類異端做出寬容性的接納，而只能愚蠢地做出防御性的鎮壓反應。

　　可以說，異端大都是窮人的信仰，諸如「卡塔爾派」（Ｃａｔｈａｒ）、「韋爾多派」（或稱「里昂窮人派」）、以及魔法、巫術等。這些異端，與其說是反對基督教，不如說是「反對天主教會」。首先，他們訴諸於《聖經》的原始教義和聖‧奧古斯丁的神學，反對羅馬教廷對一切宗教活動和屬靈道德的壟斷權力，拒絕崇拜教士和正教的權威，而要求純潔基督教的信仰，通過嚴格的戒律來成就基督教的「完人」──精神至善。其次，他們反對教會及其神職人員的聚斂財富和腐化墮落，反對苛捐雜稅和奴隸制，而追求信仰上、經濟上、人身上的平等。再次，異端也是邊緣對中心的反叛，比如，異端「卡塔爾派」和「韋爾多派」都來源於自治權力日漸強大的法國，二者在法國也都受到支持和鼓勵。

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三）

　　可以說，在反教廷壟斷和反教會腐敗的意義上，中世紀的異端運動正是１６世紀的新教運動的先驅，新教運動不過是此前的一系列異端運動的繼承者：被迫害的異端「……為以後約翰‧胡斯的改革派異端舖平了道路，被十六世紀新教辯護士所採納，成為宗教改革的先驅。」（《宗教裁判所──異端之錘》，愛德華‧伯曼著，何開松譯，遼寧教育出版社Ｐ９）兩者的不同只在於：先驅者失敗了，繼承者成功了。而歷史的悲哀就在於，先驅者是悲劇人物，他們必定失敗並付出生命的代價，而繼承者是正劇人物，他們必定勝利並贏得權威。因為，無數先驅者所付代價的持續累積，終將達到某一臨界點，繼承者又恰好幸運地把握住了這一臨界點。

　　教廷自然要為維持自己的壟斷地位而向異端宣戰。距君士坦丁主持的全教會性宗教會議八百九十年之後的１２１５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了另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會議發佈的第三條教規就特別強調對異端的鎮壓。到１２２７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執掌羅馬教廷之後，開啟了鎮壓異端的制度化：發佈「絕罰赦令」，設立宗教裁判所，發行「宗教法庭指南」，建立書籍審查制度，審訊時的體罰制度，懲罰法規（包括恥辱標誌、沒收財產、監禁、火刑處死等）之後，英諾森四世在１２５２年５月１５日發佈了迫害異端最恐怖的教皇通諭《論徹底根除異端》：把根除異端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要求世俗權力完全聽命於宗教裁判所。這項教皇通諭使意大利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天主教會的首席神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也寫出了權威性的《駁異教徒大全》。

　　十字軍東征成為最血腥的信仰之戰，宗教法庭成為最臭名昭著的迫害異端之地，留下了遺臭萬年的《巫女之錘》，這本經過教皇英諾森八世欽定的通諭，為腥風血雨的迫害異端開啟了大門。據記載，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處死過至少一萬五千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處死過三萬二千人；在法國，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尼古拉 ‧雷米是個迫害狂，據說他在一天之內就燒死過被判為女巫的八百名婦女。更荒唐的是，許多迷信魔法的高階神職人員卻熱衷於巫術審判，比如，１３１６年當選教皇的約翰二十二世，一面沉溺於各類魔法，不惜用自己的動產和不動產作抵押，來換取具有魔力的器皿，一面又瘋狂地迫害術士，連續發佈四份訓諭，發動了史無前例地迫害異教徒運動。

　　無數的異教徒和女巫的鮮血淤積起來，阻塞了多元化的精神通道，窒息著人類的精神創造力。直到新時代黎明之際，宗教法庭還燒死過布魯諾，判決過伽利略；在１６、１７、１８三個世紀裡，還陷於巫術審判的極端狂熱之中。據西方史家估計，在這種狂熱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高達二十萬到一百萬之間，而且大多數是女人。也就是說，中世紀被稱為「黑暗時代」，宗教不寬容及其迫害異端，便是這「黑暗」的最醒目標記。

六、從寬容到迫害的新教時期

　　盡管，在羅馬教廷的嚴厲而持續的迫害下，大多數異端教派沒有成氣候，但經歷過基督教內部的兩次大分化，異端思想還是對天主教正統取得了勝利，「東正教」和「新教」就是異端勝利的標誌。前者是土耳其入主拜占庭帝國的產物，後者是１６世紀的西方宗教改革的產物。

　　特別是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崛起的新教，無論是路德派還是加爾文派，也都經歷了由提倡宗教寬容到回歸宗教迫害的過程。即便以提倡宗教寬容著稱的馬丁‧路德，在路德派取得了牢固地位之後，也逐漸放棄了寬容而轉向迫害。

　　路德的不寬容

　　在宗教改革之初，馬丁‧路德公開呼籲寬容猶太人、異教徒和基督教異端，而反對天主教「燒死異端者」的行為，稱其是「違反神意」。他以教徒的個人良知取代了教會權威對信仰解釋權的壟斷，在宗教內部開啟了「個人主義」的濫觴。他主張「每個人皆為教士」，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聖經》，每個信徒都具有不經由教會權威的欽定而直接仰望上帝的信仰權利。他在《論世俗權威》一文中表達了宗教寬容觀念：「由於信與不信，全系個人良知之事……世俗權威應滿足於料理其自身之事，而准許人們，依照他們的能力和志願，信這，或信那，而不用外力強迫任何人。……當人們全憑力量而不憑神的話語反抗它們的時候，信仰和異端決不如此的強烈。」「我們既不能也不該強迫任何人信教。」路德譴責對用言詞表達信仰者處以極刑的殘忍，他還寫信給非特列選候，請求其寬恕起義領袖閔采爾和其他敵人。他反對用暴力等強制手段來維護福音真理，說出了最著名的寬容箴言：「征服異端，不當用火而當用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路德還專門呼籲對猶太人採取寬容態度，他說：「由於這群傻瓜，這些教皇、主教、辯士和修士這些粗魯的笨驢，像他們那樣對待猶太人，每個基督徒恐怕都寧可當猶太人了。真的，如果我是猶太人，看到這些笨瓜白癡那樣解釋基督教教義，我寧可變成豬而不當基督徒……我呼籲每一個人應善待猶太人，……」（參見：《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Ｐ５６９－５６７）

　　然而，當路德開創的新教得到了德國候王們的支持和廣大教徒的信奉之後，他開始像他曾經反對過的歷任天主教教皇一樣，變成唯我獨尊的信仰霸主。他在１５２２年公開宣稱：「我不允許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張，即使是天使。凡是不接受我的主張者就不能得救。」這樣的口氣，其霸道甚至超過了教皇們。路德還在《聖經‧申命記》第１３章找到了迫害異端的神聖戒律：「你不可顧惜他，你不可庇護他」；即便他是「你的同胞兄弟，或你的兒女，或是你懷中的妻子……你必定要殺他，你要首先下手，將其置於死地。」就這樣，路德假借上帝的命令之手把異端置於死地。早在１３世紀，教廷就以此為根據大肆迫害異端。１５１５年，路德也求助於官方的檢查制度，毀掉再洗禮派和茨溫利派的「邪惡教條」。１５３０年，他建議政府把煽動暴亂和反私有財產的所有異教徒、所有宣揚基督是人而不是神的異端……統統處以極刑。

　　其他新教的大小領袖和新教國家，也在得到權力之後回歸天主教的先例，模仿了天主教迫害異端的所有措施：沒收財產、關閉教堂、書籍審查、開除教籍、驅逐出境、逮捕監禁、處死。新教中的極端者甚至主張新教國家對信仰邪教者必要斬草除根，對其子女也像牲畜一樣一並摧毀。１５３７年１月１８日，奧格斯堡市議會頒布一項針對天主教的命令：禁止天主教徒的禮拜，限該市的所有天主教徒在八天內改信新教，不服從者將被放逐，並派軍隊沒收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的財產；祭壇和塑像被遷移，修士和修女被驅逐出境。之後，對天主教的禁令擴展到所有被新教控制的國家和地區，許多城市頒布過類似奧格斯堡市的法令。

　　對於猶太人，當路德發現寬容態度也無法讓猶太人改信基督教時，他便露出猙獰的不寬容面目，他把猶太人與羅馬教皇歸為一丘之貉，斥之為「不敬神的壞蛋。」咒罵猶太民族是「一個僵頸、不信神、驕傲、邪惡、可厭的民族」，他公開號召把猶太人的學校和教會付之一炬：「讓任何人把硫磺和松脂盡量擲向他們，假如有人在他們身上投擲地獄之火，那就更妙了……把他們的房捨也給粉碎和摧毀。……把他們的書籍和《猶太法典》，還有他們的《聖經》奪下；禁止他們的教師在死亡的痛苦上，從此不再教導。封鎖一切的街道和大路以阻其通行。禁止他們放高利貸，把他們所有的金銀財寶奪下並貯進保險箱。如果這還不夠，將他們像瘋狗一樣地驅逐出境。」在路德看來，只有對異教徒採取這種趕盡殺絕的手段，基督徒才能榮耀我們的主和基督，上帝才會「發現我們是真正的基督徒。」（Ｐ３７１）

　　加爾文的迫害異端

　　新教的另一領袖加爾文的不寬容舉世皆知，著名作家茨維格的名著《異端的權利》，詳盡記述和評價了加爾文對異端的野蠻迫害。

　　加爾文在新教中的崇高地位奠基於他的神學著作《基督教原理》。在路德用德文翻譯《聖經》之後，《基督教原理》便成為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實績。它是宗教改革時期第一部系統的闡釋福音教義的神學著作，並被奉為新教的指導教義和經典著作。西方史家認為，路德發動了宗教改革，加爾文以《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

　　因提倡新教而受過天主教迫害的加爾文，最初同樣是迫害異端的堅決反對者，他不僅從人道主義出發反對迫害：「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反對人道的所有原則的。」他也基於基督教教義來反對迫害：「使用武器對付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同的權利是反基督教義的。」然而，一旦他被奉為精神教主和掌握權力之後，他對待異端的態度便由捍衛異端的權利變成必欲把異端置於死地。

　　當他從流亡地被請回瑞士、出任最高決策機構長老會的會長之後，權力機構不僅變成了加爾文實行信仰獨裁的強制工具，也讓他本身的道德狂妄姿態迅速顯露，他自視為瑞士共和國的精神征服者，開始把極權野心加諸於一個自由共和國，旨在將共和國改造成神權獨裁的國家。他為日內瓦市行政會提供了「新教十戒」，要求市政會強迫自由市民逐個宣誓，公開接受他的新教義，而拒絕宣誓者將被驅逐。他迫害每一個反對他的宗教信條的人，教徒也好，自由民也罷，一旦拒絕向加爾文法令宣誓效忠，或在理論上向加爾文的教義提出異議，就會被加爾文視為敵人，不僅要被逐出日內瓦，而且可能被置於死地。

　　然而，日內瓦是個共和城市，居民早已習慣了自由生活，很難容忍加爾文的獨裁統治和清教徒戒律，教徒和市民起而反對加爾文獨裁，拒絕向加爾文法令宣誓效忠，反對像對待「扒手」一樣對待他們。而靠新教信仰掌權的加爾文必須靠權力維護信仰的獨尊，權力一旦加入信仰之爭，必將把恐怖統治強加於論戰對手。加爾文公開宣稱：日內瓦已經變成腐敗不堪之城，只有厲行嚴格的統治才能扭轉頹風，需要絞死１８００個青年，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建立起來。他做出如此嚴厲而殘酷的宣示的理由，很有點「寧可錯殺一千，也決不放過一個罪人」的濫殺，他說：為了維護信仰的純潔（實質上是維護他的教義的不容挑戰），寧願無罪者受到折磨，也不願讓一個罪人逃脫上帝的審判。就這樣，在加爾文統治日內瓦的前五年裡，就有１０人被斬首，１３人被絞死，３５人被燒死，７６人被驅逐。還有更多的人懾於恐怖而逃跑。正如法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所言：「加爾文的宗教恐怖統治比法國革命最壞的血洗還要可憎。」

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四）

　　在被迫害者之中，有兩個人需要特別予以說明，一個是西班牙醫生和神學家米圭爾‧塞維特斯。此人把對基督教教義的改革作為他終生的追求，具有大膽質疑和刨根問底的執著精神和為尋找真理而不畏強權的堅韌品德。最初，塞維特斯把加爾文作為信得過的神學家和老朋友，並把自己尚未出版的《基督教的恢復》一書的校樣送給了加爾文，希望得到這位宗教改革的領袖給予指導和支持。在這部還未公開出版的著作中，他對《聖經》進行了更大膽的解釋，並想糾正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然而，這本書卻激怒新教領袖加爾文，使這位新教領袖露出世俗小人的卑劣品質：加爾文沒有公開回應他的朋友，而是利用背後告密的詭計，而且是向新教的死敵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告密，企圖假敵人之手將一位信奉基督的老朋友逮捕並送上斷頭台。如果加爾文的陰謀得逞，就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既消滅了對自己的教條提出質疑的辯論對手，又把不寬容的罪行栽贓給死敵天主教。然而，天主教法庭並沒有上加爾文的當：決不能為了取悅於日內瓦的異端領袖而殺害另一個普通的異端分子。所以，天主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故意製造犯人越獄而使塞維特斯逃脫，然後把塞維特斯的模擬像和他的五大箱《基督教的恢復》在維也那市場焚燒。

　　然而，堅韌的塞維特斯居然向加爾文做出了更富有冒險性的挑戰，他在流亡了四個月後來到了日內瓦，直奔加爾文經常佈道的那座教堂。巧合的是，加爾文此刻正在教堂並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挑戰者，於是，塞維特斯剛離開教堂就被捕了。面對被套上枷鎖的塞維特斯，加爾文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仇恨，他立刻撕掉了昔日的偽善面具，像不寬容的天主教法庭一樣，對塞維特斯進行宗教審判。塞維特斯被捕的兩個月後，即１５５３年１０月２７日，米圭爾‧塞維特斯被綁赴查佩爾廣場執行火刑。刑前，塞維特斯匍匐在地，用膝蓋爬行，僅僅請求減少死亡時的痛苦，希望用先砍頭、再火燒的處決方式。因為他擔心，自己可能忍受不了火燒的身體痛苦而背叛自己的終生信念。加爾文的追隨者卻想趁機要挾塞維特斯放棄信念：如果你承認加爾文的教義是唯一正確的教條，並放棄反對三位一體的異端，我們就可以讓得到較為寬大的處決方式。然而，這樣的要挾卻激發出塞維特斯的堅強，他以輕蔑的口吻拒絕了這一建議，毅然走上火刑柱。

　　就這樣，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及其著作一起化為灰燼。但他的殉難精神卻沒有隨之絕跡，反而為後人留下的警示：不寬容的異端迫害必須中止，寬容的宗教自由必須建立。

　　另一位遭受加爾文迫害的著名人士是法國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這位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希伯萊文和德語的博學之士，還懂得音樂，寫作詩歌和散文，被當時的自由主義神學家們稱為「最有學問的人」和「百科全書之稱」的人。他熱衷於社會問題的思考且富有人道主義情懷，當他在里昂第一次看到宗教法庭燒死異端者，宗教法庭的殘酷和異端者的殉難勇氣，從正反兩方面震撼著他的心靈。正是這種震撼，促使他投身於席卷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捍衛新教教義和反對天主教教廷而鬥爭。

　　最初，卡斯特利奧和塞維特斯一樣，也把加爾文當成宗教改革的領袖和福音派教義的代表，謙卑而虔誠地向加爾文學習，主動前往斯特拉斯堡向加爾文求教。這次見面，加爾文對他頗有好感和極為賞識，加爾文重返日內瓦之後，卡斯特利奧被聘為日內瓦神學院院長。他的教學獲得巨大成功，他編寫的小冊子《難題解答入門》聲名卓著，即便在他死後的幾世紀裡，仍然不斷再版，據統計，至少出了四十七版。

　　作為一位虔誠的教徒和智慧卓越的學者，他為自己確定了更高的目標，即在對宗教改革及其新教教義的闡釋上要超越路德等先驅者。為此，他計劃把全部《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如此虔敬的事業卻遭到自己的早期偶像加爾文的阻攔。在當時的日內瓦，加爾文是精神事務的最高裁決者，擁有至高無上的獨裁權力。神學教義的邪正需要他來裁決，宗教著作的出版也必須得到他的許可。

　　經過自身的努力，卡斯特利奧也很快成為了著名神學家，他對加爾文的再次拜訪，本應該是兩位卓越的新教神學家之間的的平等對話，起碼應該是兩位同行之間的切磋。然而，加爾文那種唯我獨尊的狂妄姿態及其擁有的獨裁權力，把本來無心挑戰加爾文權威的卡斯特利奧硬是逼成挑戰者。與加爾文的狂妄相比，卡斯特利奧就顯得謙卑有加，他不僅從來不會自我宣稱為「唯一正確」，而且他坦承《聖經》是一部晦澀難解、充滿矛盾的經典，自己也並不完全了解《聖經》的所有章節，自己的新譯本所能提供的不過是無數種解釋之一，而不是確定無疑的宗教真理。所以，他特別提醒讀者不要對他的新譯本過於相信。但是，知識上的謙卑並不等於道德上的懦弱，恰恰相反，希望與加爾文進行平等交流的卡斯特利奧，具有個人獨立的強烈願望，也有捍衛個人尊嚴的堅定決心，於是，在具有許可權的加爾文與不承認這種許可權的卡斯特利奧之間，必然產生衝突。

　　新教運動與天主教會的衝突在文化上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各民族語言向拉丁文的一統權威的挑戰。在天主教會看來，已有的拉丁文《聖經》就是最權威的文本，而路德卻在拉丁文本之外把《聖經》翻譯成德文。同樣，加爾文也曾與卡斯特利奧合作，共同把《聖經》翻譯成法文，卡斯特利奧並還為這個合作譯本作了序。但他並不認為這就是唯一欽定的法文譯本，他還要出版自己單獨完成的新譯本。於是，加爾文利用他的許可權提出了一個蠻橫的先決條件：必須由他先讀新的譯本並對不合適的部分作出修改之後，新譯本才會得到出版許可。

　　作為一名具有虔誠信仰而又勤於探索的思想者，卡斯特利奧在思維天賦、語言才能和學問功底等方面，一點也不遜於自視甚高的加爾文。何況，在瑞士這樣的共和國裡，思想自由乃天經地義。無論是學者還是神學家，彼此之間可以有知識上的差異和觀點上的分歧，但在人格尊嚴上和表達權利上應該是平等的。所以，他無法忍受根據獨裁者的意志來「加工」和「提高」自己的著作，更無法接受加爾文的蠻橫要求及其書刊檢查制度。但加爾文畢竟是聲名卓著的新教領袖，卡斯特利奧也由衷地尊敬加爾文，所以，他不想把兩人的關係弄僵，而是希望找出一種既維護了自己的尊嚴而又不至於不得罪加爾文的辦法來化解尷尬。於是，卡斯特利奧提出：他願意在加爾文方便的時候為其朗讀自己的原稿，以便傾聽加爾文的建議或忠告。然而，自視為絕對權威的加爾文，以為自己對他人的任何發言都是必須遵守的命令，而不是要與對方進行交流或協商的建議。所以，加爾文毫無商量地回絕了卡斯特利奧的建議並開始了迫害。

　　１５４３年１２月１５日，鑒於卡斯特利奧的神學成就和影響力，日內瓦市政會一致通過了任命他為新教傳教士的決議。但加爾文堅決反對這一任命，反對的理由僅僅是卡斯特利奧卡斯翻譯的法文《聖經》有兩段不同於加爾文的翻譯，而且是完全無關教義宏旨的細微末節上的差異。

　　在當時的歐洲，日內瓦畢竟還是自由城市，對於兩人的分歧，市政會並沒有做出偏袒某方的裁決，而是讓雙方通過公開辯論來解決。令人驚訝的是，一向狂妄的加爾文並沒有公開反對這個要求，而且在辯論會上也沒有被卡斯特利奧的挑戰所激怒。加爾文也是個精明的現實主義者，他知道自己的地位有賴於日內瓦市政會，也知道因迫害米圭爾‧塞維特斯而損傷了自己的形象，所以，維護自身的權威形象最好辦法，就是在公開辯論中以理智的平靜來應對激烈的挑戰。他的策略是先讓對手在辯論會上出丑，然後再進行「後發制人」的迫害。是的，狡猾的加爾文做到了：在辯論會上，他深藏起對卡斯特利奧的仇恨和市政會的不滿，而表現出罕見的克制。

　　果然，辯論會後，加爾文也沒有在理論上回應卡斯特利奧的挑戰，而是立刻在行動上做出回應，從法律上對卡斯特利奧的提出控告。他的狡猾還在於，他不是向宗教法庭而是向世俗法庭市政會提出控告：「卡斯特利奧破壞牧師的威望」。加爾文之所以這樣做是基於兩方面的精明算計：首先，他在此前已經把異端者塞維特斯送上宗教法庭並處以火刑，他不願再用可能對他的形象造成更大傷害的同一種迫害手段；其次，通過世俗法庭的審判，可以使神學分歧變成政見衝突，把思想爭論變成司法性或行政性的裁決。

　　然而，市政會對加爾文的指控並不熱心，僅僅作出了帶有平衡性質的裁決：除了暫行中止對卡斯特利奧的任命提名之外，對卡斯特利奧本人並未給予嚴厲的處罰。即便如此，卡斯特利奧也意識到：只要加爾文在日內瓦，他便不會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他主動請求市政會解除了他的神學院院長職務並離開了日內瓦。回到巴塞爾後，卡斯特利奧放棄享樂消遣和名譽財富，以清教徒精神繼續著《聖經》的翻譯事業，以表明自己的言論權利的不可侵犯和自由意志的不可摧毀。

　　已經迫使卡斯特利奧離開日內瓦的加爾文並沒有罷手，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對手的實力，無論卡斯特利奧生活在何處，只要他仍然投身於神學事業和公開放言，就是對加爾文謀求的思想獨裁的威脅。所以，加爾文再次重演殘酷的「肉體滅絕」的迫害之道──想辦法燒死卡斯特利奧。但意志堅強的卡斯特利奧決不等死，他接連發表《論異端》、《答加爾文書》和《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來挑戰加爾文的迫害。卡斯特利奧也並非毫無智慧的莽漢，而是善於鬥爭的睿智之士，他用過去反迫害的加爾文來反對現在實施迫害的加爾文。他在文中引述當年加爾文在受迫害時寫下的反迫害文字：處死異端是罪惡的 ──既有違人道又褻瀆教義。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把加爾文逼入極為尷尬的境地，其惱怒是不難想像的。

　　卡斯特利奧認為：加爾文宣稱判定「異端」的標準來自《聖經》唯一的法律文件，但在《聖經》裡卻找不到「異端」這個詞。在宗教事務上，不可能只有一種對《聖經》的解釋是絕對真理，基督教內部對《聖經》的解釋歷來存在著諸多差異，不要說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差異，即便在新教內部也有路德派和加爾文派之間的不同。難道只要有差異就變成異端了嗎？天主教指控加爾文派教徒是異端，加爾文派指控再洗禮派教徒是異端，甚至法國的信徒到了瑞士就變成了異端，在日內瓦北作為異端燒死的罪犯，卻在鄰國被視為烈士。卡斯特利奧一針見血地指出「異端」的實質就是迫害異見：「當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異端時，我只能發現一個標準：我們在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們的眼裡都是異端。」所以，「這一稱號在今天已變得如此荒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恥辱的氣氛，以致於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個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這人是異端。一旦其他人聽到這可怕的名字，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掩耳不迭，就會盲目地不僅對被說成是異端的，而且對那些膽敢為他講一句好話的人進行攻擊。」

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五）


　　卡斯特利奧的《論異端》，自然要激怒加爾文，他無法容忍卡斯特利奧對迫害異端的批判，更無法容忍竟有人敢於公開談論他對塞維特斯的處決。所以，他立刻寫信告誡瑞士各宗教會議禁止《論異端》，不允許討論異端問題。在他看來，新的異端已經出現，如果不迅速加以剿滅，就可能燃成「地獄之火」。他迅速寫出了自我辯護的《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的宣言，並讓日內瓦所有教士簽名，但雙手沾血的他畢竟心虛，在宣言中把燒死塞維特斯的責任推給行政當局，並為日內瓦市政會滅絕異端的行為辯護，宣稱「有權消滅那個魔鬼」。

　　卡斯特利奧看到加爾文的強詞奪理的宣言之後，也迅速給出了回應，這就是１６世紀西方的最為著名的反宗教迫害的起訴書《答加爾文書》。卡斯特利奧控告加爾文的信仰專斷：以宗教名義把塞維特斯送上斷頭台。他不與加爾文討論塞維特斯的宗教觀點，而只對加爾文提出蓄意謀殺塞維特斯的指控。塞維特斯僅僅因為自己的言論而被燒死，盡管加爾文把火刑的直接責任推給了行政當局，但背後的操縱者正是加爾文。他還指出，燒死塞維特斯凸現了加爾文的獨斷、暴戾和野蠻，已經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和意大利引發出諸多抗議。

　　此前，加爾文為了回應這些抗議寫過《保衛》一文。對此，《答加爾文書》指出：加爾文指控塞維特斯「獨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但在事實上，對《聖經》做出獨立的解釋，在宗教改革運動中並非塞維特斯一人，恰恰相反，宗教改革運動恰恰發端於路德對《聖經》的獨立解釋，這一運動的發展也依賴於越來越的對《聖經》獨立解釋，加爾文的教條也是這眾多的獨立解釋之一。「百家爭鳴」才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大特色。如果除了加爾文的解釋之外的其他解釋都被視為異端，進而被判處火刑之罪，那麼，宗教改革運動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義。也就是說，宗教改革不同於中世紀的最大意義在於：宗教真理不是天主教教廷欽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分歧的和可爭論的，任何個人和任何派別都不能自奉為「唯一正確」和「永遠不會錯」，沒有資格宣稱「只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都是錯的。」加爾文之所以把不同於他的觀點視為「異端」，絕非因為他握有唯一真理，而是因為他獨裁。所以，他就像歷史上的所有獨裁者一樣，獨斷地要求所有人都按照塔一個人的標準來思想來行動，而把其他不同思想統統作為「敵人」來加以禁止和迫害。卡斯特利奧質問加爾文：當我們共同參與一場有關信仰的辯論時，你為什麼要求所有的論戰對手沉默呢？事實上，你的獨斷蠻橫恰恰證明了你的虛弱和恐懼：非常害怕自由的爭論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由此可見，加爾文以保衛上帝為名而「把一個人活活燒死」，絕非保衛一個教義而僅僅是保衛獨裁權力。所以，燒死異見者的加爾文就犯有三重罪：第一，加爾文沒有任何理由封殺對《聖經》的不同解釋，封殺就是思想獨裁之罪；第二，即便異見者的觀點有錯誤，他們也有說出錯誤觀點的權利；在封殺令之下，即便他們堅持說出自己的觀點「不是在堅持真理」，卻是在捍衛「思想的權利和說話的權利」。而加爾文因為他們堅持說出其觀點就迫害他們，是犯了壓制自由權利的反人道罪。第三，不論以任何借口，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無權殺死一個堅持己見的異見者，而加爾文卻以「保衛信仰」的借口燒死異見者，就是犯下了最嚴重的謀殺罪。人死而不能復生，即便以後冤獄被平反，死者的名譽被恢復，但再多的補償也不能彌補不了被謀殺的生命。所以，卡斯特利奧對處死異見者堅決說「不」，因為，最根本的是保護現在還活著的人。

　　迫於加爾文的權力，《答加爾文書》被禁止出版，只能以手抄本在民間流傳，直到近一個世紀之後才得以出版。所以，這篇正中加爾文要害的反迫害檄文並未發揮應有的影響。但卡斯特利奧的威望和影響卻與日俱增，甚至開始動搖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獨裁地位。也正因為如此，在卡斯特利奧退出論戰、回歸學術之後，必欲置異見者於死地的加爾文也決不會罷手。他支持這次甚至不再用學術爭論來偽裝之間，而是拋開《聖經》闡釋，也不再關心是非真偽，一心要盡快在肉體上消滅他的對手。他先偽造匿名文章，進行栽贓陷害，但這些小人手段一一失敗。於是，他采取了更為赤裸的挨戶搜查的迫害手段，果然在搜查中發現了一本未經加爾文許可而出版的《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這本小冊子又恰好是卡斯特利奧的新作。

　　在這本小冊子中，卡斯特利奧再次呼籲：熄滅教會內部的憤怒和仇恨，回歸到通過理性討論來解決爭端的和平方式。因為，地球上所有的邪惡都源於「違心的迫使」。首先，在道德上，強迫一個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教義，強迫一個人公開聲明接受一種他所反對的信仰，是不變的虛偽；其次，在智慧上，強制入伙只能招來一些懦夫和偽君子，是極端的愚蠢；在法律上，對拒絕強迫而堅持己見的人治罪，是不合法的犯罪。所以，與其要用迫害異端的名義強迫別人改信，還不如既不強迫這部分人，讓新教徒成為新教徒；也不強迫那部分人，讓天主教徒繼續作天主教徒。新教和天主教應該和解，起碼應該允許人們自願地信或不信，自願地加入或退出某一教派；允許對《聖經》的不同解釋，保證各種解釋的和平而平等的發言權，進而達成一種自由爭鳴的社會氣氛。卡斯特利奧呼籲：「法蘭西，我對您的忠告是，停止強制、迫害和殺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獨裁而狂妄的加爾文根本聽不進卡斯特利奧的忠告，在他的操縱下，對卡斯特利奧的雙重迫害同時展開：一方面是改革教會在宗教大會上通過決議：「特通告卡斯特利奧所著一本名為《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的書業已出版，此書危險絕頂，茲警告教徒們對此書警惕勿懈。」另一方面把卡斯特利奧告上法庭並要求予以逮捕。但加爾文在日內瓦之外的影響力畢竟有限，巴塞爾大學出面庇護了卡斯特利奧，巴塞爾行政當局沒有聽命於加爾文。

　　然而，曾是卡斯特利奧的密友的兩名亡命巴塞爾的異教徒，一位是《論異端》的合作者，另一位曾將《三十次對話》譯為拉丁文出版。審判兩位異教徒的案子必然牽涉到卡斯特利奧，當地的巴塞爾大學和行政當局再也無法給予庇護。正當卡斯特利奧即將遭到被捕、流放、甚至被燒死的命運之時，病魔之手先於加爾文的迫害之手，於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奪去卡斯特利奧的年僅４８歲的生命。在當時的嚴酷環境下，卡斯特利奧死於疾病與可能遭到人為迫害及其火刑相比，似乎已經算是上天給予的眷顧了，正如他的朋友們所說：「靠上帝賜助，把他僥幸地從敵人的魔爪下奪了回來。」

　　卡斯特利奧死了。但他反對異端迫害的事跡和精神、連同他的虔誠、寬容、堅韌、才華和著述卻永彪史冊。他不僅反對用教條壓制異見，反對用法律壓制言論，更反對用獨裁權力壓制良心自由。卡斯特利奧與加爾文的鬥爭，起碼留給後人如下珍貴的遺產：

　　──沒有任何一個教義和真理，僅僅因為自我吹捧和狂熱佈道而變得更正確更真實，更無法通過強制和迫害而使某一教義或哲學變得正確更真實。

　　──無論借助於什麼樣的理由──上帝、國家、民族、信仰、真理──即便是極為神聖的理由，也無權因思想分歧而迫害異見，僅僅因為某人表達了自己的信念，並在威逼利誘之下仍然堅持說真話，即便是和平表達的錯誤觀念，也不足以構成遭受迫害的理由。

　　──誰也無權剝奪任何人的思想、信仰、言論的自由，更不能剝奪人的生命。自由比任何真理都珍貴，生命比任何教條都神聖。

　　──信仰和真理，可以傳播，可以說服，卻不能強加；任何個人、組織、團體和政權，甚至可以靠互相吹捧來傳播某種教義、信仰和觀念，但決不能靠用禁書、監獄、火刑來傳播自己的信仰。正如卡斯特利奧所言：不能用暴力來捍衛自己的信仰，更不能用暴力來證明我們的強大。七、走向宗教自由和宗教和解的朝聖之旅。

　　盡管，迫害異端及其宗教裁判所在１９世紀開始衰落，但直到１８６０年代，羅馬教廷仍然頌布針對異教和異端的《邪教匯編》，教皇庇護九世仍然想召開一次世界性的大公會議，意在恢復教廷的宗教及其世俗的權力，恢復「教皇永無謬誤」的信仰教條。「它成為這些人抵擋自由主義在天主教中傳播的一個共同的盾牌。」（阿克頓語，見《自由與權力》Ｐ２３４）甚至直到２０世紀的二戰前後，禁書和宗教裁判所仍然存在。比如，天主教廷還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４８年兩次再版《禁書目錄》，涉及到英語、法語、意大利語、拉丁語、德語、希臘語、阿拉伯語、希伯萊語、西班牙語、荷蘭語的各類著作，被禁書籍：法國６９２部，意大利６５５部，包括等；德國（含奧地利和波西米亞的作者）４８３部，英國１４３部，西班牙１０９部，還有另外２４個國籍的書籍和未署名的書籍５５２部。其中包括許多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作家如：大小仲馬、左拉、福樓拜、斯湯達、蒙田、喬治‧桑、笛福等，思想家如：康德、笛卡爾、洛克、休漠、斯賓諾沙、伯格森、盧梭、伏爾泰、狄德羅、孔德、霍布士、莫爾、米勒、布魯諾、吉本、伊拉斯莫等。（參見：《宗教裁判所──異端之錘》）

　　這種延綿數世紀的宗教迫害，直到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才正式宣告結束，梵蒂岡於１９６５年頒布的《宗教自由宣言》，標誌著羅馬教廷走向真正的宗教寬容。該宣言明確宣布：放棄「持謬見的人無任何權利」的不寬容傳統。自此以後，羅馬教廷也開始致力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宗教自由，及至新舊世紀之交，羅馬教皇不但公開承認宗教法庭審判異端和伽利略是錯誤的，為伽利略平反，而且向曾經遭受過羅馬教廷迫害的所有異教徒道歉，以此來為中世紀教會的迫害異端贖罪。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已經７９歲高齡並患有帕金森症等多種疾病的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開始了前往中東的朝聖之旅，旨在推動種族仇恨和戰火頻燃的是非之地的宗教和解。他訪問了伊斯蘭教徒佔全國人口的９０％的埃及，呼籲以和解的對話代替宗教仇恨，代表２０億天主教徒與伊斯蘭最大的教派遜尼派領袖進行了對話。５月初，教皇保羅二世又一次前往三大宗教的發源地耶路撒冷，作朝聖之旅。

　　眾所周知，耶路撒冷也許是世界上最有爭議和最血腥之地，為爭奪它的聖戰至今仍然硝煙彌漫。最早誕生於此地的猶太教的命運最為悲慘，遭受了基督教和伊斯蘭的長期迫害，聖殿多次被燒毀又多次重建，整個民族差點付出種族滅絕的代價，直到二戰後才重返家園和重新建國，徹底結束了漂泊四方的浪跡生涯。但是，歷史遺留的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衝突之解決，似乎還遙遙無期。

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六）

　　同時，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從伊斯蘭教誕生起就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古時期，基督教發動了四次十字軍東征，直接起因就是公元１０７０年土耳其佔領了耶路撒冷。之後又經歷了羅馬帝國的衰落和奧斯曼帝國的興起。現在，雖然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由於內部的政治、經濟的紛爭而已經與西方修好，但是利比亞操縱的洛克比空難，伊朗製造的人質危機，伊拉克挑起的海灣戰爭，以及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使阿拉伯的某些國家仍然以聖戰為號召，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世界。

　　保羅二世教皇是遵循《聖經》的箴言來到苦難之地的：「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他記念苦難中的人們，不是來挑起爭端的，而是以寬容、和解、懺悔和愛的精神來彌合裂痕的。他的朝聖之行的中心議題是中東和平、宗教和解與聖城使用等問題，他分別會晤了約旦國王、巴以雙方的領導人，參觀一座大屠殺紀念館，並前往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他還討論怎樣改善匯集在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在敘利亞，他發表了真誠懺悔與呼籲和解的演說，他主持了在大馬士革舉行的露天彌撒，呼籲基督徒和穆斯林相互諒解、相互尊重與和平共處；他前往伊斯蘭的倭馬亞清真寺，在聖徒施洗約翰墓前禱告，與當地穆斯林領袖見面並共同宣讀一份禱文。他不僅成為首位踏足清真寺的教皇，而且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天主教領袖和穆斯林領袖在一起禱告；最後，他前往戈蘭高地祈禱和平，擁抱一位敘利亞少女：化恐懼為信任、藐視為尊重、仇恨為互愛、武力對抗為協商對話。

　　令人感動的還有，約翰‧保羅二世還訪問了希臘。因為在歷史上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恩怨最深，所以教皇旨在促成宗教和解的訪問就更有意義。在希臘，教皇與當地的東正教領袖大主教克里斯托杜洛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所有以宗教之名而進行的暴力、強迫改變信仰和極端狂熱主義。教皇懺悔了歷史上天主教對異教徒的不寬容和迫害，表示對穆斯林的深深歉意。他特別指出：在中古時期基督教分裂不久後，天主教發動十字軍東征，洗劫了當時東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爾），為天主教所犯的歷史罪過請求對方的寬恕。

　　教皇以謙卑的自省與寬容的姿態，在播散和解的種子與愛的福音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對殉難聖徒的追記。他為歷史上的殉教者封聖，既是表達著對殉教者的尊敬和紀念，也是表示對以信仰的名義施加的迫害和仇殺的反省，更是對世俗政權壓制信仰自由的抗議。

　　這位老人、這位教皇的姿態，是為了使十字架不再成為受難和仇恨的標誌，而僅僅成為對上帝之愛的信仰的永恆象徵。他的和解姿態，就是對聖地的最虔誠朝拜，對上帝之愛最好的踐行。

　　但願老人的虔誠之愛，能感動仍然陷於宗教及民族的紛爭之中的世界。

1570 － 胡格諾派教大屠殺

1572年8月，亨利來到巴黎迎娶法國國王查爾斯九世（Charles IX）的姐姐Margaret。許多胡格諾派教徒都雲集巴黎參加這一盛大婚禮。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早就對胡格諾派勢力的發展感到不安和恐懼，王太後凱瑟琳（Catherine）對於國王的導師克利尼將軍（Coligny）----胡格諾派的領袖之一----的影響力更是充滿了妒恨，於是在8月24日策劃了暗殺克利尼將軍的行動。暗殺失敗。胡格諾派上下群情激憤，要求徹底調查事件真相。做賊心虛的王室害怕王太後的陰謀敗露，於是說服了查爾斯九世一不做，二不休，在當天夜裡突然發動了對胡格諾派教徒的大屠殺。成千上萬名胡格諾派教徒，不論男女老幼，在睡夢中就成了刀下鬼。那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死亡的人數無法精確統計，估計在2000--100,000之間（影片的數字是6000）。大屠殺隨後從巴黎蔓延到其它省，引發了新的宗教戰爭。由於8月24日是聖巴塞洛繆日（SaintBartholomew，耶穌十二門徒之一），所以史稱這一慘案為聖巴塞洛繆大屠殺（SaintBartholomew's Massacre）！



1580 － 屠殺女巫

如果沒有閱讀過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一些史料的話，我們很難想像到當時的獵巫活動是如何的殘酷，許多無辜的女性被視為女巫活活燒死，死前還倍受折磨。在 1580年到1670年期間，西歐各地完全籠罩在對所謂的女巫血腥屠殺之中，當時有一位名叫雷米的法官，三十年間燒死了三千多名“女巫”，點燃了數百座火刑架。





1600 － 伽利略 (1564 ~ 1642)

伽利略出生於意大利的比薩城，他博學多聞，他既是天文學家、數學家，又是物理學家、哲學家。1592至1610年是伽利略科學研究的黃金時期。他研究了大量的問題：包括落體運動─使他意識到空氣阻力的存在；斜面運動--水平面如果光滑得沒有阻力，必然是永遠運動下去的，不會停止；天文觀察－1594年，伽利略閱讀有關哥白尼日心說的書籍，引起對天文學的興趣，並以哥白尼的信徒自居。1609年，伽利略做出了放大倍數達32倍的望遠鏡，並開始觀察浩瀚的星空，發現月球表面凹凸不平，並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所有天體都是平滑的，另外伽利略亦發現銀河是由千千萬萬顆星星組成，而木星亦有四個衛星。以上種種，都對當時教會觀念有很大的打擊。

基督教的不光彩歷史，歷史上恆河沙數的血腥罪行，可說罄竹難書，每當我們看聖經，內裏充滿了基督徒被異教徒迫害的歷史和怨恨，但當我們翻開歷史書，卻看到基督教會不單侵略，還將多少民族的文化連根拔起，將世界不少地方變成他們的經濟生產地，生態被大規模破壞，直到今天，非洲的饑荒，原因都是當年以宗教為名的侵略，再進行生態破壞的結果（本人從事環保工作多年，這些感受尤深）。

每當我們問傳道人，為甚麼基督徒會如此殘暴，所有基督徒的統一答案是，他們不是真的基督徒，跟著，他們會說出大段聖經，形容真正的基督徒應該如何，然後再論證由於殺人者並不是他們所說的基本模式，從而論證那些人確不是真的基督徒。

為了這個問題，我努力鑽研了不少宗教，且看我們的社會如何訂定邪教的標準。絕大部分的宗教，不論被視為正或邪，當中經文都充滿大愛，對世界充滿承擔，但為甚麼有些宗教，我們認為是邪教？因為他們行為邪異，當中邪異行為包括控制賣淫、歛財、鼓吹自殺等，由此可見，我們判定宗教是否邪教，一般都以結果行為來判斷，而不是以教義及經文來判斷（若以教義經文來判斷，舊約申命記的邪異，確是天下無雙）。

兩個月前，我偶然在香港碰到一位信奉奧姆真理教的日本朋友，他對我說，奧姆真理教在日本正在重整，他們深信，奧姆真理教的經文，是天神的啟示寫成（與基督徒所說何其相似），否則也不會有二十多萬信眾，而且不少是遠在海外的知識分子（似乎有知識分子的地方就特別值錢），麻原幛幌只是神的使者，後來麻原背離天神，犯下大罪，但並不代表這個宗教有問題，他對我說，麻原不是真的教徒，真的教徒是會對世界有最大的承擔。

另一例子，就是新義安，新義安是在二十年代，由向氏家族在香港正式註冊的非謀利團體，當年組織目的會章，白紙黑字，不單充滿民族大義，而且充滿理想，現在若有人走出來說，現在的新義安，全不是真的新義安，新義安應是如當年組織目的內所寫的要求一樣，我們會如何反應？(S.C.注：‘新義安’是香港的一個黑幫，從事非法活動。)

以上兩個例子都可以說明，一般人判別事物，甚至是法庭判別事物，都會以事物的結果來判斷，而不會單以空泛的理念來判斷，歷史上的基督徒是否真的基督徒，我們身處現在的時空，根本就沒有資格判定，誰人說他們不是基督徒，只能顯示此人的驕傲狂妄，但基督教會在歷史上種下的血債，則是鐵一般的事實。記得有次我問一位北愛新教徒有關歷史上的基督血債，他也是以標準答案作答，但當我問到北愛新教徒為甚麼迫害天主教徒，他立時變臉對我說，北愛天主教徒是啟示錄內記載的魔鬼，必須殺盡，否則世界會面對生靈塗炭的日子！！
可以想像，歷史是如何地不斷重演。若我們肯客觀地抽離觀看，單以殺人的「量」，對人類遺害的「量」來衡量，基督教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邪教無疑。

若果全球的基督教會肯正式承認當年的所有錯誤，正式虛心悔改，並對受害的所有國家民族公開道歉，以此為戒，放進聖經教導下一輩，我相信所有非基督徒都會對基督教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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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罪

基督教的最基本教義之一，是人有原罪，人除了承認自己有罪，回到上帝身邊，才能獲得赦免，才能得到永生。若你不肯承認原罪，不肯向上帝悔改，就不可能擺脫原罪，你這一生不論如何貢獻世界，不論道德標準如何高超，皆不可得到赦免，獲得永生，因為你的一切善行，不可能補償原罪。

只要你肯承認有原罪，誠心悔改，不論以往如何作惡多端，一律可以既往不咎。在下曾經就原罪這問題，讀了聖經多遍，更查了不少釋經書及基督教歷史（其實不少基督徒對釋經書及基督教歷史不甚了了）發覺雖然保羅和彼得多次提出人犯了罪，是罪人，但卻從來沒有說過人類千秋萬世遺傳了原罪，原罪的概念事實上並非來自聖經！

其實所謂原罪，是指舊約亞當夏娃偷食禁果，因而被上帝定了罪，舊約是猶太人的聖典，但正宗的經典信徒卻不認為人永遠有這原罪，他們亦可以用燔祭的方法贖罪。一般人以為，最早提出「原罪」這名詞的是奧古斯丁，但其實最早提出的是拉丁文神學家Q.S.F.Tertullianus，他認為人遺傳了亞當夏娃的原罪，和奧古斯丁同期的一位神學家Pelagius，就曾極力反對原罪觀念，但因為這主張並不方便教會統治人，所以未被接納，這邪異的原罪思想既非來自新約，也非來自舊約，而是來自一位並不十分出名的「神學家」，後來因便於教會統治的理由而被奧古斯丁發揚光大，基督徒也可說活該。

每當非基督徒問到，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臨死時才悔改，而基督徒的標準答案是，你不知自己何時死，不知自己是否會意外死！

好了，假設我們接納了該名「神學家」的原罪觀，以及接受了耶穌代言人──教會的解釋，只要你聽過上帝的道，而不相信，你就不能洗脫原罪，不能得救，我的問題來了。

若你問我在近代偉人中，我最崇敬的是何人，我可以毫不猶疑的答你，是印度聖雄甘地，一般人都會知道，甘地以堅持和平的方法，令霸權屈膝，其實甘地不單在這方面的成就令人讚嘆，在個人生活上，他堅持最簡樸的無私生活，他對兒童教學的認真，對大自然的崇敬等，都令我認為此人之偉大，幾乎可與孔子、蘇格拉底等聖哲相比，但可惜的是，他是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也是一個肯定聽過接觸過基督之道的人，若以基督徒的標準，印度教沒有原罪觀，而他亦犯下十戒中的不可雕刻及跪拜偶像，以及除耶和華以外，別無真神兩條罪，甘地一定落地獄無疑。另一邊廂，最近台灣的基督教界正有人作見證，上帝的大能令陳進興也真心悔改，我腦海中立刻浮現一幅畫，偉大無私的聖雄甘地，
在地獄中受不滅之火煎熬，而作惡多端的陳進興，卻在天堂把酒談歡。(S.C.注：陳進興和他的同黨在台灣涉嫌綁架撕票、強姦婦女等罪行。陳進興後被警察逮捕。)

各位，基督徒認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以世間義行洗脫原罪，因我們渺小（他們稱這想法為謙卑），若我們不肯向上帝懺悔，必下地獄，我只是十分渺小的香港市井之徒，我早已下定決心，即使天堂之門向我開，我也會選擇下地獄，因為只有被火燒，我才能保持悲天憫人之心，才能與地獄中同時受苦的眾生一同控訴上帝的大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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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經的解釋

若果叫一位常識豐富但完全沒有接觸過聖經的人看一遍聖經，各位基督徒以為結果會如何？他會受神的感召嗎？不要欺騙自己，這人肯定只會覺得幼稚，當中充斥著殘暴的神話。

這世上為甚麼有如此多基督徒捧著聖經視為金科玉律？原因很簡單，因為基督教經歷千多年，面對時代轉變，不斷努力維護原教原文，當中不惜瘋狂迫害異己，到不能再維護時，就作出推翻修正，以求達到合乎時代要求的原則。從否定日心論到承認，就是最佳例子。

在某一範圍，包括宇宙觀，由於科技的佐證無可辯駁，所以基督教不得不作出修正解釋。從啟蒙時代以降，人們對聖經的經文開始有更猛烈的批評，對基督教義的挑戰一浪接一浪，解釋修正成為基督教的唯一出路，自公元三九七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會議，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欽定一本新約後，這種修正就不斷發生，第一位著名的解釋修正者，當然是奧古斯丁，他不但將聖經從來沒有提到的原罪發揚光大（詳見上面(三)原罪)，還為發明了三位一體，自由意志等理論，以修補聖經的不足。

在啟蒙時代以後，釋經書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對抗當時人們對基督教的質疑，這數百年來，釋經書可以說將聖經內每一字每一句都進行了人的演繹，也因為這種演繹的不同，令基督教分裂成無數支派（本人將另文再探討支派問題）。

好了，基督徒信的究竟是甚麼？我的第一段也說過，沒有人會信一本這樣的神話（基督徒說舊約是以色列史，我打算寫二萬字探討這課題），那他們信的自然是釋經者的解釋了。有看過釋經書的人都會知道，不少釋經書的意欲，就是找藉口、開脫，奧古斯丁發明自由意志（人的解釋），來意圖塞著非教徒的口，質問為何上帝不做不犯罪的人。

任何一個稍有理性的人，都會看到聖經內白紙黑字的上帝令以色列人進行種族清洗（不是簡單的戰爭，而是活口不留的種族清洗），上帝用洪水殺人，燒死所多瑪和娥摩拉的人（連任何一個嬰兒也沒有放過），玩弄約伯（就只因為和撒旦的口舌之爭），這些事上，基督徒都有無數的開脫藉口（轉述釋經書的藉口）。單單是上帝叫所有男人一定割包皮，否則要死，我也看過釋經書四個不同版本的解釋。聖經中歧視女性的言論，六十年代也出現了所謂婦女釋經學解釋，這種不斷修正不斷解釋不斷為惡行開脫文化，形成了現在強大的基督教會。每當有人質疑聖經，基督徒指定動作是以釋經書作辯解開脫，若果你的說法不符合他們心目中釋經書的要求，他們會批評你無知，沒有研究聖經，對基督教毫無認識，基督教會努力地成為神的代言人，將解釋權專利化，排除異己種下的卻是歷史悲劇。

就是這種人的解釋，令基督教歷史上不少人自稱得到上帝的吩咐，仿舊約對其他民族進行種族清洗，直到現在悲劇仍不停在延續。

現在香港的基督徒們，雖然沒有拿著聖經進行種族清洗，但卻以人的解釋來將殘暴事情合理化，甚至拿來讚頌，這種現象，不單會對我們下一代產生極負面影響，令小孩不尊重生命，令是非變得混淆，多麼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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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他與歧視

基督教徒的歧視與排他，相信所有非基督教徒都會感受得到。即使你安坐家中，打開報紙，也可見到寫明基督徒開的婚姻介紹所，第一句就是“信與不信，原不相配”。打開求職版，隨時可見基督教機構，連請掃地阿嬸，也要是“得救重生基督徒”（明報金頁時常看到）。

當你接觸基督徒，情況更惡劣，他們會認為所有異教人士都是被魔鬼引誘，香港的基督教會內，早已建立了一套公認的價值觀，傳道人會勸教徒不要練氣功，不要聽 New Age音樂，因為這些都是邪異的東西，術數算命更不用說了。你和他們說話時，即使他們不宣之於口，但也可感到那種歧視目光，那種自以為已得救重生，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氣焰，用可憐你的目光望著你，甚至自認是神的代言人，要將你救出苦海。

在香港的新教會內，排他情況更是惡劣，不少新教徒並不承認天主教徒為基督徒（這些無知但黑心的教徒們將基督徒這個名詞企圖私下佔有，並重新解釋），當然天主教內也有將新教叫作誓反派，不承認所有沒有受洗的新教徒為基督徒。

傍觀者見到基督教徒普遍如此，他們又有甚麼解釋？一般最普遍的解釋是，這是他們信仰的一部分，他們真心相信聖經，所以相信所有非基督教都是魔鬼，更真心地相信“信與不信，原不相配”，真心地相信非教徒沒有共同理想，不能在工作上合作（即使是清潔阿嬸）。

在探討這種心態前，我們且舉一些例子。百多年前，白人在美國販賣黑奴，當時並不是沒有人質疑這種行為，但卻有不少白人，真心地相信黑人並不是真正人類，只是人與猿猴之間，這些人出版大量書籍，來說明黑人的低等，有些書籍甚至說黑人的感覺神經和人類不同，忍痛能力特高，鐵絲穿過他們手掌也不覺痛，藉以將他們虐待黑人的行為合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拉也曾經真心相信日耳曼民族高人一等，也曾經真心相信因為猶太人處死耶穌，帶來天遣，所以所有猶太人都該死。至於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更是真心相信他的理想共產主義，才屠殺三百萬人。

這種所謂真心相信，果然是非常好的藉口。基督徒今天可以相信教義來歧視他人，將別人視為魔鬼，他朝當然也何以進行任何行為，不要認為這是天方夜譚危言聳聽，十年前，也沒有人會想過前南斯拉夫的人，原本是鄰居也可以互相殘殺，就是這種骨子裏的歧視，令人失去理智。

在現世社會中，文明發展至今，我們已開始有一定的共識，不應有年齡歧視，不應有種族歧視，不應有性別歧視，但基督教機構，卻以宗教歧視來作招聘的基準（若工作性質是傳教，當然作別論），並以大量排他藉口作開脫，意圖合理化這種行為。基督徒歧視輕視非基督徒，更是處處可見，歧視與輕視加上大量藉口合理化後，帶來的當然是強力的反彈，就是基督徒被非基督徒歧視與輕視，形成了一種互相歧視的惡劣結果。反觀佛教在香港，一般不會受到非佛教徒的歧視（基督教徒例外），原因只是佛教徒並沒有以任何藉口歧視或輕視他人、佛教並不排他而已。

不要輕視這種互相歧視的現象，若香港的基督徒不徹底反醒，仍維持這種骨子裏的歧視，很難期望非教徒除去對基督徒敵視的目光，而這種細小的敵視火焰，若經引導便會形成大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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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敵視科學的宗教

基督教敵視科學，自古皆然，哥白尼、加利略事蹟，所有人皆耳熟能詳，這些敵視科學的行為，二千年來，並沒有停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到了今天，基督教敵視科學的本質並沒有變，當中有最極端的美國地平學會，仍然堅持大地是平坦一片，才符合創世記的理論，也有認為地球只有六千年歷史，或只有十萬年歷史的原教旨主義者。

公道一點來說，近三四十年來，歐美基督徒敵視科學的清況已有很大的改變，一般人都認為宗教邏輯與科學邏輯應徹底分開，所以除了一些少部分極端主義者外，以教徒名義攻擊進化論及天體物理學的人已愈來愈少，而教宗亦曾公開認為“不能否定進化論的某些論據是真的”。

可惜的是，我們身在香港，很多人承傳了中國人的奴性，教會權貴及傳道人數十年來敵視科學的態度絲毫沒有改變，當然亦努力令所有教徒活在愚昧中，最叫人無可奈何的，是香港雖然有不少新一代知識分子教徒，但中國人的奴性卻依然未變，甘心受傳道人的愚昧理論所蒙蔽，做其敵視科學的教徒。

在香港，可見敵視科學的最極端例子，當數被「名門正派」視為「異端」的錫安教，他們的教主梁日華，公開演講三十年前恐龍仍未絕種，其餘的教派，與梁日華相比，卻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一般教會內，都流傳著兩個大謊話，第一個是達爾文也是基督徒（二十五歲前確是，而且比這版中的任何人都要虔誠及充滿奉獻之心），第二個是愛恩思坦是基督徒（小時候確是）。在香港，若果你碰到一般基督徒，若和他們討論進化論，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進化論不是早被推翻了嗎？（我認識有這反應的人，當中不少是大學生！）也有一些基督徒，說考古學家早已找到挪亞方舟，而在意大利，那塊所謂耶穌的裹屍布更長年被擺上神檯，這就是教會成功長時間愚民的結果。

一些較肯看書的教徒，若你問他進化論如何被推翻，他們的回答也是千篇一律的那些敵視科學基督徒所出版指定教材，如進化斷層、複雜器官不能進化出來、達爾文說進化是漸變，不能是突變等。這些基督徒們，從來就不肯認真地拿起書研究進化論。

一些傳道人，更作出似是而非的故事，來「証實」進化論錯誤，如將手錶靈件拋上天，不可能有一隻手錶掉下來等完全不相關、機率沒有共通點的故事來愚惑信眾，而基督徒又樂此不疲地將這些幼稚的愚惑拿來傳播，真令人慨嘆。

達爾文是一個奇才，而進化論是一個需要長期無數人所研究累積的課題，可以說，達爾文只是指出了一個研究方向，現在離達爾文提出物種進化多年，科學家們也只是在點滴求真，這群可敬的科學家，從來就沒有想過推翻或攻擊創造論，他們只在自己的範圍努工作，在化石堆中一點一滴了解地球過去四十六億年的歷史，但神創論的人卻非常介意，還不斷努力製告大量謊言愚民，斷章取義（卻又無知而不得其法）地攻擊科學家，而香港的基督徒，則可說是當中的表表者。

執筆時收到基督徒網友電郵給我的一個網頁，有關中華龍鳥，基督徒們似乎對介乎龍與鳥的發現非常不安（這心態奇怪之餘令人費解），看網頁內容，有基督徒將科學界內質疑龍鳥是否鳥類始祖的文章放大，來證實物種確有斷層。其實這獸腳趾的進化爭論，科學界內已存在數年，我們看科普書的根本沒有任何能力對這討論下判語，而且質疑的科學家從來都不是進化論的反對者，但卻被別有用心的基督徒拿來大造文章，用心之卑鄙實在難以形容。

探求科學的人，沒有人會「相信」進化論，我們只會視之為其中一個科學學科，努力學習，正如若果愛因思坦「相信」牛頓的定論，也不會有相對論的出現了，只有基督徒才會「相信」創造論，而且努力攻擊進化論，這就是基督徒的本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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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為什麼出教
來源：http://hk.geocities.com/aboveday/hauman.html

我從前是基督徒，而且是非常devoted的，更曾經到過耶路撒冷朝聖，當然感覺到有上帝，每晚禱告時都和他交談，每做一個決定也會問他的意見，但從多年前開始，我就問一個問題，這世上為甚麼如此邪惡，上帝為甚麼會容許如此邪惡的世界存在。

到了八四年，以色列強硬鷹派沙朗將軍，借口追捕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派出數百名以色列士兵，開進當時在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所有士兵拿著美制M16步槍，進營后一言不發，對著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亂槍掃射，一時間難民營內變成人間煉獄，難民營外的聯合國人員，眼巴巴看著二次大戰以來最殘酷的人間屠殺，毫無辦法。最后有二千多人被以軍屠殺，當中超過八成是小孩及女人。沙朗將軍並不是猶太教人，而是不折不扣的基督徒，當天晚上，洛杉磯時報訪問沙朗將軍，他說他的責任是保存護聖經內所說的迦南地不被外邦人佔據，所以他對自己所作所為永不後悔。

我當日非常傷心，哭得很厲害，當晚我便對我的神說，若果這世上真的如此醜惡，我寧可相信撒旦，若這世上真有天堂，我寧可選擇地獄，因我羞與活在天堂的人為伍，從那一剎那，我突然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喜悅，心靈像被善良所充滿，第一次吸進一口心靈的自由空氣。

自此以後，那上帝的感覺漸遠離我，我就像一個得救重生的人一樣，這是我的第一身經歷。

直到現在，我深深認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統一教，耶證，摩門，安息日教等）是歷史上第一大邪教，若以殺人之多，手段之殘酷，對人類損害之深遠，他們絕對無出其右，我只希望以悲天憫人之心，出來作見證，反正即使綁架我進天堂，我也不會進去。

昨天看電視新聞，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再次任命這殺人狂魔為以色列外長，而此人立即表態，他不會接受當年拉賓千辛万苦努力換回來的和平協議，永遠不會交還約旦河西岸的百分之十三土地給巴勒斯坦人，我不知這世上何謂公義，也不知這世上因父之名進行大屠殺何時才能結束，更不明白基督徒為何對這些 事如此麻木。

這樣才是最好的,
與其在那邊抵制說不看電影ˋ禁止電影播放,
倒不如一邊看電影時一邊討論阿~

聖彼得一如往常的看守著天堂之門，

這一天有一長列的人們排隊要進入天堂之門，

這天將近，聖彼得有點累，

看著前方還有一堆人排著隊，於是請耶穌代班。

自己先去休息一下，耶穌答應了。

耶穌也是看到一堆人，

入口看守的天使忙碌著登記人口.....

耶穌索性的朝隊伍逛著，一一與排隊的人聊著，

突然間看到隊伍間內有個熟悉臉孔的老頭，

耶穌走了過去問老頭名字～

耶塞夫老頭回答，

耶穌當時震了一下、又問：職業呢？

木匠！

耶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問：

你是不是有一個兒子？

是的，老頭又回答.....

天啊！耶穌心裡想著，趕緊追問：

請問你兒子是不是手腳都被打釘子？

是的....老頭回答後

耶穌眼中泛出眼淚，立刻跪在老頭的膝下，

哭喊著：爸爸、爸爸....

老頭從驚訝到傷心的也抱著耶穌哭喊著：





兒子、真的是你嗎！？.......皮諾丘....